是1957年考入我校地质系的，通过五年的学习、生产劳动，于1962年毕业。虽然只有短短五年，但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以身作则和良好的学习氛围的熏陶下，决定了我的人生，不但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，也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。
五十年代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我们成材，我们要回报人民、回报社会，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。
在学习“普通地质学”后，我们到位于珠江路的南京地质陈列馆参观学习，馆内陈列的地质矿产以及古生物标本吸引了我。参观学习结束后，我潜意识的想到：假如毕业后能在这里工作不错。虽然我没有刻意去追求，那时我们不争名，不争利，一切以服从工作需要为准则，因而顺其自然，最终我果然在1976年进入南京地质陈列馆（即今天的南京地质博物馆）工作，而且直至1998年退休，这二十来年，也是我一生最佳的工作时段，就献给了南京地质陈列馆。为了说明顺其自然，在此简要叙述一下我参加工作的经历。1962年正是我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后，进入恢复期，因此毕业的时候，没有马上被分配工作，那时是计划经济，一切由组织安排，党叫你去哪儿，就得服从分配去哪儿。我们等到九月才有分配方案，我被分配到建材部非金属矿地质公司华东分公司（公司在上海延安东路34号）；1965年备战备荒，公司内迁至江西上饶五三大道；1968年斗批改，公司撤销，分省建队，我被安排到江苏504队，隶属江苏省建材局；后与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合并；1974年我被借用到江苏省地质矿产局，参加“江苏省矿产资源汇编”工作；“汇编”工作结束，又被借用编写“地质矿产储量表”；编“储量表”后，即被借用到南京地质陈列馆。南京地质陈列馆那时处在闭馆时期，需要调整充实后再开放。以后就正式调入南京地质陈列馆工作，直至退休，真是一个人生中的巧合！
一、在学校的学习、生活
1957年暑假之后，我作为我校地质系的新生，到我校入学报到，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，那时南京火车站在下关，我们出了站，就有学兄学姐在那里迎接新同学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们来到学校，被安排到南园八舍一楼。由于是晚上到的，放下行李后，就到校外随便吃了一点充饥。
第二天正式到地质系报到，并在学兄学姐们陪同下，熟悉校区环境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汉口路教学区（北园）的校门、宿舍区（南园）的校门都是茅草棚，食堂是透风的茅草棚，我们上课的主要教室也是茅草棚。这反映出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，但随着国家的发展，校门改成了现在的样子，南草房（教室）改成了砖木结构的南平房（在天津路与汉口路交叉口的西北角，现在蒙民伟楼的位置），食堂改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明亮的二层楼楼房。我们还有幸为改建食堂而参加义务劳动，那时我年轻气盛，看到一扎钢筋两个人抬，我试着一个人扛，由于用力不当，一下把腰扭伤了。
通过一年的学习，到了暑假，据高年级同学介绍，以往一年级的同学暑假到浙江杭州实习，二年级同学暑假到山东泰山实习。1958年全国大跃进，大炼钢铁，我们没有去杭州，根据形势需要，全系师生分别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等组队，开展地质找矿工作。我被安排在安徽，由郭令智老师任皖南大队大队长，带队到皖南休宁县做1:50000地质填图，各个年级同学混合编队，高年级同学带领低年级同学开展工作，分成溪口分队、流口分队、太平分队等，我被分配在溪口分队。
当时是全民找矿，我们到了休宁县后，县政府很重视，相应组成休宁县地质队。县地质队队员分别随各分队到野外，他们随队学习地质找矿工作，同时又是我们的向导，也负责野外工作所到之处与老乡沟通，并安排食宿。我们野外工作住无定数，好在在全民找矿的大形势下，只要手持地质锤一挥，我们是找矿的，当地老乡都热情接待，但也有例外。
一般我们头天晚上在煤油灯或蜡烛光下，在1：50000的地形图上，定下第二天的路线及宿营地。有一天我们计划在一个叫坳村的小村庄宿营，等到傍晚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，到达坳村时，刚巧生产队长不在，我们与队长夫人联系，希望安排我们的食宿，她说：没有地方。我们说：给我们准备一点饭菜。她说：我们吃的米，也是从山外挑进来的。时值秋天，我们说：煮一点南瓜给我们吃吧。她说：南瓜我们要喂猪的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在县地质队员的引领下，往山上的驿站赶，夜色中时而淌溪水，时而爬山，迂回前行，这让我第一次体验到地质队员跋山涉水的艰辛。好在到了山上驿站，受到老板娘热情接待，一边给我们准备饭菜，一边准备一个炭火盆给我们烤火取暖，我们脱下潮湿的衣服，边烤火取暖，边烘烤衣服。我一下闻到一股焦糊味，才发现我的裤管烤焦了。老板娘给我们准备好饭菜后，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虽然菜是水煮萝卜丝，但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喷喷香，这大概就是世上最好吃的是“饥”。
吃饱之后就睡觉，虽然感到很累，但我睡不着，我的膝关节疼得不能入睡。第二天继续上山工作，同学们看到我步履维艰，安排一个县队员陪我下山，我考虑不能拖累大家的工作，我就下山，但不要人陪同，我说：我不能工作已影响工作了，更不能要人陪同。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，我怎么能在深山老林，野兽出没的地方独自一人下山的？（还有一个例子，其它分队的一个同学，独自一人上山定个地貌点，但因迷路被困山上三天三夜。）
后来我被安排在大队部工作，在管理资料的工作中，有一件事要晒蓝图，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，那时我们用地形图定点填图，最后成果要用透明纸清绘，然后蓝晒成最终成果图，其中有个工序用氨水熏，工作量很大。那时是大跃进，大家都在加油干，为了及时完成工作，我不停地努力工作，大概因接触氨水过量，导致鼻子不间断淌血。
1958年的暑假结束了，由于系里又接到新任务，系领导决定，实习劳动结束，改为勤工俭学半年，全系师生继续在野外工作。考虑到勤工俭学，系决定每个学生每月发给7元生活补贴。我记得第一个月发补贴是九月份，中秋节之前，同学们都很高兴，不少同学都买月饼吃，因为我在大队部，因此我代此事，虽然我为同学买了许多月饼，但我自己一个也没有买，我想这是我的第一次收入，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年幼时因病离世，我无以为报，于是我用5元钱买了一包最好的锡箔（迷信品），过年带回家祭奠母亲。
在地质系学习的几年里，每年暑假都要到野外参加生产劳动，回想起来有许多有趣的事。
1959年暑假，我们在安徽宣城工作，一个晚上，我们在宣城水东（宣城金丝蜜枣原产地）工作结束后，连夜赶回宣城，水东到宣城我记得有六十华里，每个同学都用扁担挑着行李，沿着公路向宣城前进，走走走走都感到有点累了，刚巧后面有辆卡车开来，有同学提议搭便车，大家都很赞成，于是一个个放下行李，手持扁担拦车，扁担在夜幕中一根根象步枪，一下把卡车司机吓蒙了，虽然车停下来，但没有熄火，司机问干什么，我们说想搭便车到宣城，司机说你们用扁担拦车，我以为是土匪的枪呢，不吓人吗？要搭车前面散开点，到后面去上车。我们信以为真，前面散开后正想往后上车，司机把油门一踩，绝尘而去，我们也只能继续步行到宣城。
还有一件事也在宣城，俞剑华老师是系领导，他到宣城了解工作情况，不巧胃病发作，住进宣城县医院，刚巧63届地化班的刘云同学也病了，住入县医院，那晚我被安排到县医院照顾他们。深夜医院病房里死了一个病人，深更半夜，护士请我帮忙把遗体抬到太平间，当时我毫无顾忌地去帮忙，但是两手一抬，虽然遗体很瘦小，但感到很沉，这也许是心理原因吧。
1960年暑假，我在安徽南陵参加第四纪地质填图，区内大多是水田，天气炎热，我用毛巾随手在水田浸湿，然后顶在头上降温，不想“秋后算帐”，当年秋天头痛难受，好在当时丹凤街有位老中医给我诊治，没有留下后遗症。
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，粮食供应困难，我们在野外有时以蚕豆充饥，吃得最多的是大麦糊，大麦磨成粉，在水中煮成糊，由于不耐饥，每人都要吃两大饭盒，吃下之后经常要小便，好在组内都是男同学，走走想小便时，风趣地说，你们先走，我定个水文点。
那时生态环境好，水稻田中水蛇很多，白天看到好多蛇，晚上睡梦中到处是蛇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睡在当地大礼堂，就在泥土地上，铺一张包行李的油布，再铺一张草席，支一个蚊帐，我和邓国新睡在一起，半夜我在睡梦中惊叫蛇、蛇，把邓国新吓醒了，立即起来打开手电筒寻找，问我蛇在哪里？我都莫名其妙，大家虚惊一场。
一年级我们上测量课，老师是从南京工学院聘请的，测量课结束后，我们到丹阳陵口至吕城间实地测量实习，那时天气较热，我们用经纬仪测量时，突然在镜头中看到两个农民在脚踏水车车水（当时灌溉用的工具），只见两人一丝不挂，只在前面围了一块遮羞布，这大概是当地习俗罢。
二、我校地质系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由于建国初期急需建设人才，因而那时的地质专业是两年制，后来逐步改为三年制、四年制，我们这届是五年制，我印象中招了四个班，一年级基础课都在一起上大课，二年级时分专门化班，共分成：大地构造一班、二班两个班，古生物专业一个班，水文地质专业一个班，地球化学专业一个班，1960年国家建设需要，从各个专门化班抽调学生，增设六三专业一个班（放射性矿产专业）。1959年南京地质学院停办，其中找矿勘探专业和水文工程地质专业的学生，并入我校地质系继续学习。
我们上课大多在南草房（南平房），地质系的办公室、教研组都在东南大楼二楼、一楼。一楼、二楼走廊两侧，摆放许多标本柜，一个个抽屉里放满了标本。
为了追寻更多记忆，近日我回母校鼓楼校区一次。进了校门，我直奔最熟悉的东南大楼，现在成了我校医学院，进入大楼，我记忆中二楼右手的第一间是我们观看岩矿标本的实验室，但都变了。我手持“我校地质系借物证”（见图片），找不到我们每年暑假出野外时借野外工作装备的小仓库。背包、饭盒、铁锤、放大镜、罗盘（袖珍经纬仪）是野外必备的装备。我还有一本“江苏省南京市集体户口个人购物证”，我校出具的购买火车票的介绍信（见图片），两者用纸粗糙，都反映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。
我来到上大课的南草房（南平房），已被蒙民伟楼和我校科学技术馆所替代，老的图书馆，成了我校校史博物馆。我站在门前，想到明亮的阅览室，并列着的一排排条桌，上面吊着一根根日光灯，有的同学在这里阅览，也有同学在这里自习，由于人多座位少，那时我们会临时组织“互助组”，一个同学先去阅览室，用几本书占座位，好让后去的同学有坐。
图书馆向北至金陵大学老校门间，除了走道就是草地，现在成了小公园“金陵苑”，苑内敬立了数尊塑像，其中有2003年增立的郭影秋校长的塑像。郭校长是我在校学习时的校长，我很敬重郭校长，刚巧有位同学经过，我请他拍了一张。
“金陵苑”往北，便是金陵大学老校门、大礼堂。金陵大学老校门已不复存在，我记忆中西侧一间那时是新华书店。
再往北，是我校标志性建筑－－北大楼，1997年10月，我校地科系62届校友联谊会时，我们与恩师们在这里留了影（见图片）。
北大楼的两侧是西大楼、东大楼。东大楼是化学系所在地，我们一年级上普通化学课时，做化学实验就在东大楼地下室的实验室。
见到东大楼，我首先想到的是陈万里烈士，1959年的一天，东大楼不幸失火，鼓楼消防近在咫尺没有发现，同学们闻讯一个个从宿舍里拿了脸盆来救火，后来消防车虽然来了，但由于当时校内消防设施不足，消防车无法对接，就是靠着同学们排成长龙，从水源地用脸盆接水，一个个传递倒入消防车来灭火。由于没有及时扑救，造成楼顶部分倒塌，不幸击中正在救火的归国华侨在学学生陈万里，为了救火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后被追认为烈士。
汉口路南边南园是生活区，我们曾经参加过义务劳动所建的二座食堂，北面的一座现在成了南园的教学楼，南面的一座拆了之后重建学生食堂。八舍我们曾经入住的宿舍，原来是大屋顶五层，现在大屋顶已被拆除，增建两层，成了七层大厦。我们最熟悉的十一舍旧貌未改，那时是地质系男同学的宿舍楼（全校女同学都住在八舍西边的九舍、十舍）。走到十一舍，我就想到我们曾经共同学习、生活在一起的老同学。我也想到一件趣事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们曾在十一舍北开辟了个小菜园，有一天我们发现长大的菜给“偷”了，于是引起注意，当晚小偷再来偷菜，给我们逮住了。
进了十一舍，旧貌变新颜，有放置数台洗衣机的洗衣房、开水房，还有淋浴间。我们那时只有盥洗室，供刷牙洗脸上厕所，手工洗衣服，洗澡还得到校园北端近汉口路的平房内。房间内虽仍是上下舗，但一个房间4个人，我们那时是6-8人。
“参观”结束，我在十一舍旁留了一个影，纪念此次的“参观”。
三、感谢恩师
郭影秋校长
1957年郭校长在云南省委书记任上调至我校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，1963年调离我校赴北京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（时任校长是党的元老吴玉章）。虽然郭校长没有给我们上过课，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但在我心目中是值得敬重的领导，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，我前面说的茅草棚都是在郭校长任上改造的。在这里我讲一讲亲历的一件小事。
1959年江苏省举办江苏省大学生文艺汇演，我们系准备了一个短剧，剧名是“美丽的一天”，这是根据地质系师生在野外勤工俭学的生活编写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东南大楼二楼楼梯口排练时，郭校长从三楼下来，刚巧听到剧中的一句台词：我们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。郭校长就慈祥的双手交叉下垂站在那里，等我们排练告一段落，郭校长就说，这个短剧很好，就是其中一句台词最好改一下，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，世界形势仍然动荡不安，因此不能说是和平时期，应该改成“我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”。虽然只是两字之差，意义就不一样，真是一位老革命的政治敏感和责任，不禁让我肃然起敬。后来，“美丽的一天”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演出，还得了奖。
那年校庆，我的同学张青松由北京来南京，说起校园内几尊塑像，没有郭影秋校长的塑像，我对他说。他毫不犹豫地说：应该有，我去说。后来根据他的提议，2003年校园内增设了郭影秋校长的塑像。
孙鼐教授
孙老师教我们《普通地质学》，我印象深刻的是孙老师的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：“地质学是不科学的科学。”猛一听使人愕然，然后是品味到这是科学的警世名言，是激励后学者努力学习，更好推动地质学的发展。确实，地质学对与亿万年来地球形成，发展变化，特别是一些地质现象（包括矿产资源）的形成机理知之甚少，需要我们去探索。六十多年前，我们野外工作，主要靠罗盘、铁锤、放大镜三大宝，然后加上两条腿走路，对地质现象的解释，大多是推理：也许、可能。因此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地质学大有可为。
郭令智教授
郭老师教我们《大地构造》，是一位谦虚谨慎的好好先生，上课时总是“诸位、诸位”，由于我们每个暑假都跟他到野外生产实习，深感到郭老师像父辈一样关心他的学子。郭老师生活简朴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饮茶，每天喝的是白开水。那时教授不多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，虽然这样，郭老师从来没有特殊化，在野外的生活与学生一样。
徐克勤教授
徐克勤教授，是地质系主任，但他也和其他老师一样开课讲学。徐老师给我们上《矿床学》。徐老师博学多闻，在美国时自己开了车去过许多矿区，因此讲课时，讲到某一种矿床类型，他就随口讲某某矿区怎么怎么，讲着讲着，往往突然会诙谐地说：火车开得太远了，我们回来，言归正传。
姚文光教授
姚老师教我们《构造地质学》，每次讲课，只带两支粉笔，开讲的时候，先在黑板上列出这堂课要讲的题目，然后中气十足，侃侃而谈，要讲内容，熟记于心。听姚老师的课，你想打瞌睡也睡不起来，更令人佩服的是，姚老师讲到告一段落时，把粉笔往讲台上一丢，随口说这堂课就讲到这里，随着话音刚落，教室外的下课电铃声就响起来了。
方一亭教授
方老师就读于我校地质系，毕业后留系任教，退休前是我校地质系分管教学、科研的副系主任。
方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上过课，但他是我的引路人，我是受他的影响报考了我校地质系，而且被录取了，也一辈子从事地质工作。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知道我家境清贫，在他参加工作之后，曾悄悄给我5元钱生活费。5元钱现在说来无所谓，但是当时方老师的月工资才52.8元，5元钱相当于方老师月工资的10%，当时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大概是7-15元。我们姑且不谈多少钱，当一个人在困难时受人帮助是什么感觉，是不能用金钱多少来衡量的，兴许方老师施惠莫念，已经淡忘，而我是受恩不忘，终生铭记。
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
我还要感谢系里默默无闻为我们的学习、生活创造条件而辛勤付出的老师，感谢带我们课堂实习的老师，特别是每年暑假带领我们到野外实习、劳动的老师，他（她）们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既是师长，又是父兄。
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我校地质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