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建党百年。
我校“地学”创建百年与建党百年巧合。
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是南大地学前身，我父亲段万倜是“南京，中央大学地质系”1949年的毕业生，南大中共地下党员，今年恰巧也遇他老人家百年生辰。
三个百年碰撞于一身，实乃巧上加巧。
南大地学系准备办百年庆典活动，正在征稿征物。我思量着如何变通参与这件事，忽然间发现，此事竟然与我本人切实经历也有扯不断的瓜葛[捂脸]真是巧巧连篇啊！
这是我幼时穿戴过的围兜。那时我大约三、四岁吧，跟着妈妈，从老家乡下寻到南京找爸爸，爸爸就把我送到这个幼儿班里锻炼。真庆幸，那时的爸爸刚从我校地质系毕业不久，否则我也很难进入南大幼儿班。
大学刚毕业的爸爸，先后在南京女一中、四中、矿专任教任职，还参与了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工作，忙的不亦乐乎。
上图，我和爸爸妈妈
下图，我和妈妈与瑜姐珩姐
我爸爸，段万倜（1921～2002）江西都昌人，1945～1949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，在那期间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活动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，于1948年12月加入中共地下党，并成为地下党支部领导成员。
上图，爸爸的大学毕业照
下图，爸爸和妈妈
老人家身后留下一篇对南大生活的回忆文字，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老师、同窗的深厚情谊，同时还详细记录了一些学生运动的情节。这篇文字能穿越三十年光阴，保留至今，十分难得。（文摘附后）
上图，我曾经发在博客的照
下图，兜兜上又有新的发现
段北生是我弟弟。兜兜下沿的名字，应该是妈妈亲手绣上去的。那时，妈妈正参加大跃进时期举办的地质部家属工厂，弟弟被送进地科院幼儿园，妈妈成为了模范的生产组长。记得她们生产出来的第一批合格产品，曾施以彩妆，敲锣打鼓抬去汇报与领导和社会。哈哈哈，一份小小的家庭文物，背后却承载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生动的公民故事，实属难得。
附文（南大地学百年忆文）
我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几点回忆 （摘录）
(49届段万倜)
我是1945年到1949年在南大地质系的前身——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过四年的学生。现将我的几点回忆略叙如下。
第一、感谢老师们的教导
当年中央大学地质系的教授，多是中外驰名的地质学家，如张更、李学清、徐克勤、陈旭、张祖还、姚文光等老师；还有一些兼职的老师，如俞建章、谢家荣、黄汲清、张文佑先生等，都给我们开过课。能听到这些老师们的亲自讲课，是很幸运的。
记得一年级的《普通地质学》，是张祖还老师教的。张老师对学生非常和蔼亲切；讲课时深入浅出、循循善诱；讲稿章节分明、有条有理。我最爱听张老师讲课，现在回忆起来，有许多重大的基础性理论，都是由张老师最初传授的。如有关宇宙、太阳、地球的起源等各种学说，老师当年讲的，我现在还能记得很清楚。二年级的古生物学是俞建章老师教的，俞老师讲得一口好英语，我们听课的笔记也是用英文记的。岩石学是李学清老师教的，矿床学和高等矿床学都是徐克勤老师教的，构造地质学是姚文光和张文佑老师教的，地史学和标准化石是陈旭老师教的。他们的教材都很丰富，还列出许多参考书籍，让我们自学阅读。四年级时还选修过谢家荣、李庆远的经济地质学，黄汲清先生的野外地质学等课程。听过翁文灏、李春昱等名人来系里作过的学术报告。这些前辈们实践经验丰富，学术造诣高深，他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，他们教书育人的师者风范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。我们的地质专业知识，也是在老师们的教导下，在校时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所以写回忆录，我首先要感谢老师们的教导。
第二、怀念同窗友谊
多年的同学是很亲切的，尤其是同班同学，友谊更加深厚。
我在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共有26人，到四年级毕业时只有10人。但十人中还有四人是从别的班级转过来的。真正同窗四年的同学只有6人。就是说进校时26人同班，经过四年的变动，走了20人，仅剩下6人。这6人就是包茨、潘廓祥、黄蕴慧、董尚师、谢振西和我。同班毕业的另四位同学是:谢继哲、王万统、陈克明和翁礼巽。
翁礼巽，是一位有点传奇性的学长。他原比我们高一班，后因组织上的需要，休学半年，再到我们班一道毕业的。他是中大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创始人之一，1947年“520”前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，是中央大学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之一，也是南京市学生运动的策划、指挥、领导者之一。他在理学院建立了新青社、自科会等进步组织，团结了师生员工共同奋斗，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，迎接了解放的到来。组织上曾选派他第一批到苏联留学深造，回国后在内蒙和青海等地质队任工程师，可惜在“文革”初期被揪，不幸含冤去世。是我们班最早去世的一位同学。我们为他深感哀悼和惋惜。我是非常敬重他的，因为他是我走向革命的领路人。
同班四年的董尚师，毕业后曾留校任教，可惜的也是过早地去世了。同样，我们对他也是无限的怀念。四年中他总是沉默寡言，专心读书，独来独往地进图书馆、阅览室。但学生运动，像“520”、“41”等大游行，他都参加了。他对老师也是很敬重的。
同届毕业，各奔前程。包茨、谢继哲为新中国寻找和开发石油、天然气资源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黄蕴慧在矿床、矿物学方面的造诣，成为世界知名的专家；谢振西对前寒武纪地层的研究成就，也是举世瞩目的；潘廓祥、王万统在区域性普查找矿方面的成就，也是很辉煌的。潘廓祥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，王万统、黄蕴慧都任过全国政协委员。他们来京开会时，我们曾相聚在一起，畅叙同窗的深情厚谊。还有一位陈克明同学，离开中大后，曾在中专任数学教师多年，后来杳无音讯，令人不胜怀念之至。
第三、在学生运动中前进
我们在校四年，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抗日战争，终于取得了胜利，都盼望着能过上和平的生活。谁知道蒋介石独裁政权，不顾人民的意愿，一心要排除异己，独吞胜利成果，依靠着美帝国主义的帮助，挑起了内战烽火。全国学生当然不会答应。于是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，最后成为剿灭蒋介石政权的第二条战线，载入史册，我们是感到很光荣的。
1946年1月25日，重庆中央大学和其他一些大、专、中学一道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万人大游行。要求正在开会的政治协商会议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这一天，我们一年级同学，天还没亮就从柏溪分校出发，摸黑步行几十里路，到了上清寺国民党政府的大院内，听了各党派代表人物的讲话。其中，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的讲话。他说:“同学们提出的要求，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”，“你们的要求一定要做到的，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，为独立、自由、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”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，第一次听到他的讲话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大游行。
1946年下半年，中大迁回南京上课。年底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，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反美抗暴运动。我两次参加游行示威，到美国驻华使馆强烈抗议，高喊着“美国佬滚出去”，表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可侮。1947年“520”，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的一系列活动，我都参加了，经受了很好的锻炼。1948年的“五四”纪念周和“五二〇”周年纪念，以及包围国民党青年部，营救被捕同学等活动，我都积极地参加，尽了自己的力量。1948年6月，组织上发展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(简称新青社)，加强了进步书刊的学习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、以及《群众杂志》和《大众哲学》等书刊，对我思想上的进步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1948年月12月，环境尤为恶劣，不少同志撤退到解放区，组织上把我吸收进了地下党，很快又要我担任理学院分支书记。我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大理学院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，化学系的谢问明、心理系的何培中、生物系的沈祖安为支部委员我任支部书记。在任期间，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新青社员。团结全院师生员工，开展反搬迁运动。周鸿经卷款潜逃后，学校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，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纠察队积极护校，进行大量的应变准备工作。1949年2月，领导上还部署了在南京掀起一个反对假和平、争取真自由和营救被捕同学出狱、释放政治犯的活动。经过各大、专院校的积极酝酿和准备，三月下旬，一场群众运动已箭在弦上，欲罢不能。当时，解放大军已压到长江北岸，蒋介石躲到奉北老家去了，由李宗仁任代总统，中共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，国民党政府也组成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去北平谈判的和平谈判代表团。4月1日，代表团就要起飞时，学生的游行队伍也即将出发。正在这时，上一级领导徐瑞卿同志，急匆匆的跑来说，“今天不要让学生出去了，上面不同意游行，怕出问题”。可是，这个时候谁能即刻解散队伍？谁也拉不回激情高昂的学生大军了，队伍出发了。很幸运，在整个游行的过程中没有出事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游行队伍解散之后，剧专的同学们回校路经大中桥，竟然遭到了国民党埋伏下的一群打手的疯狂袭击。打手们手持带钉子的木棍，当场打死了政大司机陈祝三，重轻伤几十人。中大同学闻讯后，已经返校的队伍呼啦一下又涌上了街头，在学生应变会的带领下，径直到总统府门前，要求李宗仁出来说话。李宗仁的副官出来敷衍学生，不一会儿，一群打手坐着汽车呼啸而至，手持木棒一阵狠打，手无寸铁的学生们，血溅总统府，酿成了“四一”大血案。最后经抢救无效，死二人，伤二百余人。事后，国民党政府和卫戍司令部还声称要到各校逮捕进步同学，说中央大学的学生都是共产党。搞得不少中间同学纷纷离校返家躲避。留校的同学中几乎只剩下两种人，一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新青社员及其周围的进步同学；一是国民党、三青团豢养的特务分子等。这时我们的活动困难了，掩护我们的群众少了，敌人又在疯狂地搜索，一不小心就会暴露，落入敌人之手，颇有如履薄冰之感。“四一”之后这一阵，可以说是我们工作最困难的时期。幸好没过多久，同学们逐渐返校，四月二十二日，南京就解放了。我们迎来了亲人解放军，世界是我们的了，当时那种高兴，就没法形容了。在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四年，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。它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。一是学习了地质科学知识，决定了我献身于中国地质事业；一是参加了共产党，确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意志。这两项，都是历史的决定，不允许我有改变和动摇的，只能坚定不移的走到底。回顾起来，在校四年的所作所为，虽然说不上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，但也觉得青春无悔。应当深深感谢母校母系的教导，感谢党和人民的关怀与培养。（段万倜忆文•摘完）
上图，翻拍自《李四光画传》，左一为父亲段万倜，时任李四光秘书（1953～1964）
父亲段万倜，十年秘书生涯之后，在李四光先生的亲自安排和指导下，开始了他后半生的，第四纪冰川和第四纪地质的科考研究工作，曾任地质部西南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考察队队长，该队实施了“成昆铁路沿线的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研究”工作，并于1977年出版了《中国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论文集》。1979年段万倜当选为，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。
段万倜经历过无数次的野外考察实践，总结发表了《陕西蓝田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述要》、《四川西昌螺髻山第四纪冰川地质》、《青藏公路沿线第四纪冰期的研究》、《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学史概要》、《地质力学的创立与应用》等数篇论文，其《庐山第四纪冰期与环境》课题荣获1993年度中国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，1995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登记为国家科技成果。父亲段万倜，的确把自己的一生无所保留地，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。
值此我校地质学科创建百年庆典之际，我，一个曾经的“南大附小幼十五”的学生，奉上我和我父亲的南大地学故事，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；为我校地质学科百年庆典；为弘扬前辈，忠诚党和国家的地质事业，不畏艰难勇于实践的精神，汇入点滴涓流。
（供稿：49届校友段万倜之女，国家图书馆退休馆员段佩珠）
